2025年，恰逢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冯尔康经典著作《雍正传》出版40周年间群策略，6月20日，冯尔康先生最新著作《清代生活与政治文化》也与读者见面。91岁的冯尔康先生日前在南开大学家中接受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独家专访，他关心天下，关切周遭，关怀他人，展现出一位大学者的睿智、独立和纯粹。
史学的生命在于说真话
冯尔康治史专精于清史、社会史、宗族史和史料学等领域，其书斋名“顾真斋”，他说，“顾真”体现了其治史的“求真”的态度，于史料中觅求历史的真相，也体现他对故乡江苏仪征（古代名为真州）的热爱。
“顾真斋”藏书至少有几千册，书房、客厅以及两个卧室都有书柜。每个书柜里的书排列整齐，新书和旧书仿佛形成了对话，更将过去与现在紧紧相连。
书桌上摆放的是家谱。
冯尔康展示来自老家亲戚的康家家谱。
在大量藏书中，冯尔康收藏的家谱无疑是很特别的存在，来自江西的《刘氏家谱》以及湖南、山东、河南、四川、江苏等地的家谱都被冯尔康用心珍藏。他笑称：“20世纪80年代，大家对修家谱还心存忧虑，所以都找我为家谱写序，为村史写序，因为大报报道我是中国谱牒会副会长，又发表过相关文章。”
正在翻看《刘氏家谱》。
“史学的生命在于说真话，社会史研究有利于说真话”，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在出版于2019年的《冯尔康文集》中发现了一张写于2014年的便条，这张铅笔写的便条写在提货单背面。冯尔康搜索着记忆，原来这是他在安徽大学任客座教授时，为了准备一次讲座，随手将要讲的观点、提纲记了下来。而这也是他遵循了一生的治学追求，“要讲真实的历史，同时讲历史还要求新，不能老化，要有新的观点、新的见解和新的资料。”冯尔康说。
郑天挺先生在南开大学给学生上课。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供图
在冯尔康的书房里，像这样浸透岁月印记的“便条”还有不少。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就压着一张25年前的讲座通知：“中国古代史研究法（2000年度）——郑天挺讲座”，这是当年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专门史专业教师为纪念郑天挺教授开设的系列讲座。冯尔康说，他于1955年到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毕业后留系任助教，又师从郑天挺先生读研究生课程。对于恩师郑天挺，冯尔康永远心怀感激。郑天挺先生讲授《明史的古典著作与读法》，要求学生们精读一本书，即张廷玉主修的《明史》，从此，“精读一本书 ”给冯尔康带来重要影响。“我做研究，不论是哪一朝一代、哪一个专题的历史，都精读一部史书，如我写东汉史、三国史，就主要精读《后汉书》《三国志》。”
要写就写有血有肉的历史书间群策略
在冯尔康的藏书中，《清代生活与政治文化》是这两天刚刚新加入的成员，它们几乎是和主人同时进的家门，因为冯尔康这几天也刚从澳大利亚女儿家回到国内。
冯尔康手捧自己的新书《清代生活与政治文化》。
从1974年开始出第一部书算起，冯尔康迄今已出版60余部图书，如果各种版本都算上，也有90部了。但面对这位“新成员”，他依旧满心欢喜。这本新书是冯尔康一生学术追求的生动呈现，书中内容关乎清代人物、事件，关乎帝王将相，更关乎贩夫走卒、芸芸众生。他以学者的严谨与史家的笔法，带领读者穿越清代的宫廷和社会，揭秘清代的生活百态，于政治文化深层脉动中洞察历史的兴衰沉浮与人间的烟火景象。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此书写，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叙事，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史诗。
“我乐于从事大众读物的写作，因为这是我多年的志向。”在冯尔康看来，他写东西不是为了板着面孔，不是为了教育别人，“作者和读者完全是平等的，应该说我写书也是为了向读者致敬。”
冯尔康正在为读者签名。
关于这部向读者致敬的新书， 冯尔康特别谈到，书里的内容都不是泛泛而谈，有很多生动的故事，比如书中选取了乾隆皇帝和传教士王致诚“合作”画肖像的故事，“乾隆皇帝要高大形象，但他个子不高，所以乾隆皇帝就暗示要画大脑袋，画出超出常人的身材。”再比如书中写到夏天的北京，巡逻士兵要检查临街的窗户是否关闭，因为怕小偷乘虚而入，从窗户爬进屋。
《雍正传》问世40年成为经典
1999年，电视剧《雍正王朝》红遍大江南北，导演胡玫曾说《雍正传》是电视剧编、导、演的重要佐证，“看了《雍正传》，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而如今，冯尔康著作《雍正传》仍旧在社交平台被网友热议，其不同版本获得的豆瓣评分最高达9.4分。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雍正传》。
但在冯尔康的书房里，《雍正传》并没有得到特殊优待，不同版本的《雍正传》分散在不同的书柜里，如果不留意间群策略，甚至很难发现它们的踪影。不过，冯尔康细数版本却丝毫不会含糊：人民出版社出过3个版本，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台湾商务印书馆则出过另外3个版本。
《雍正传》分散在不同的书柜里。
冯尔康从不知晓《雍正传》在读者中拥有的高评分，事实上，他更愿意回到记忆深处，回到收集史料的一个个难忘现场。在他的一生中，正是这些无数看起来稀松平常的瞬间，才铸就了他的学术辉煌。
冯尔康回忆，《雍正传》完成于1982年底，他于1983年初交给出版社，但是首位编辑拿到书稿一年都没有处理，转到第二位编辑这里已经是1984年了。回首往事，冯尔康感谢这两位编辑，他认为编辑也许是太忙了，才顾不上处理书稿，更将原因归结为当年出书太难了。
“无一字无来处”“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雍正传》大量运用档案、朱批谕旨等第一手史料，让这部人物传记写得扎实又生动。而读者并不知道，为了获取诸多史料，冯尔康曾付出了艰苦代价，他曾到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搜罗出所有与雍正有关的，尘封已久的图书、史料，这还不够，他曾在北京常住三个月，扎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里，废寝忘食。
第一历史档案馆旧馆当年位于故宫博物院内，为了节省时间，冯尔康就在故宫食堂买饭票吃饭，将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查找资料、抄写卡片上。雍正如何继承皇位是清史研究的悬案，对此，冯尔康回忆：“清史界有位老先生曾提出，雍正的继位之谜可能在玉牒里，这对我有启发。” 玉牒存放在北京皇史宬，它们按朝代一摞一摞地摆放在高大的书架上，冯尔康感恩当年工作人员帮着把布满灰尘的档案从架子上搬下来，“我带着纸笔，就在库房里边看边抄。”
学术研究步履从未停歇
冯尔康2003年从南开大学退休，他的子女两个在美国定居，一个在澳大利亚定居，这些年，他开始了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三地的养老生活。
今年3月，冯尔康在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
对于一位享誉国际的历史学家而言，养老话题未免有些沉重，但冯尔康却早已坚定了自己的观点：“长寿非福”，一个人太长寿，给家庭、给子女、给社会都会带来负担和压力。他甚至为飞机上得到的格外照顾也会心怀愧疚，不想给别人“添事”。正因为如此，步入暮年后，他一直靠自己，独自乘飞机，独自接快递，在他看来能自理是他保持独立的方式，更是他维持自尊的方式。
2005年，冯尔康和外孙合影。
去年，冯尔康迎来90周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原本计划给他办一个活动，但冯尔康谢绝了。他说，死后不留骨灰，不想有墓地，也不想单位发讣告，更不想开追思会。冯尔康淡然地说道，即便到最后也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走，因为他心目中早已有了榜样——在南开大学上学时的老师黎国彬先生。
冯尔康常年坚持游泳。
冯尔康对身后事看得越清晰，对自己生命的品质就越看重。他一直笔耕不辍，不断发声。去年，他主编“中国历史文化小丛书”，他说，希望读者通过这套丛书获知先人所思所想、欲望、欢乐、懊恼，得知先人的成功和缺憾，汲取生活经验，变成智慧，有益于今日生活。针对信息时代的史学研究，他告诫同行，“搜集史料方便了，以为可以轻易写出论文、专著，这是误解。‘玩’史学，不是严肃的治史态度，值得儆诫。”
他91岁玩转微信，对各种社会热点保持热切关注。对于人工智能他保持独立观察视角，他呼吁，“处于人工智能时代，应该用前瞻性、前沿性的意识，独立思考的精神培育我们可爱的学生，希望他们成为时代的先驱者和富有仁爱精神的楷模”。而对于自己的老本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他更是言之恳切，“将中国人个性化生活汇入世界史研究中，加强中外日常生活、个性生活比较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步入鲐背之年，冯尔康学术研究的步履从未停歇。
图片摄影：孙宁伯
记者：路艳霞间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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